来自 民生专题 2019-10-04 14:5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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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树峰一座老城,一位歌者——读张楚翔的摄影集《摇曳鮀城》 与楚翔的相识,是在新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上,我们一起坐会议安排的长途汽车穿越那拉提、尼勒克和巩留草原,搓板路上一起主动坐在车厢最后面的座位上,颠簸得厉害的时候,头在车顶先撞一下,然后臀部重重摔在硬座上,那时我们一起大叫。几天下来,浑身的骨头像散架了一样。后来我们把自己捆在座位上……再后来见面,是他被中国文联邀请,参加当代文艺论坛(他的文章被评为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2001年第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在莆田结束后,我们去了汕头,蔡主席和楚翔带我们(还有解海龙老师)一起去看汕头的老街。楚翔当时告诉我们,他正在拍摄老城区。一晃几年过去,竟然看到他如此显著的成果。看他的作品,感觉他就像一位歌者,叙说着汕头人的往昔,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老病死。他以一颗平常的心,“凝神屏气”,观察着周遭活着的人们和人们的生活,那其中,有他的生命感受。我在无声状态下,面对这些照片,分明听到了嘈杂的人声,感觉到天气的温度和咸涩的海的气味。汕头,真的是他的心城。在这座心城里,他既不想宣传或歌颂什么,也不刻意暴露什么,只是凭着百姓的目光、百姓的视角,言说百姓的故事。正如他自己的文字所声明的“中国的纪实摄影一开始就侧重社会说教和道德立场,具备传道、扬善和贬恶的文化功能。而我的摄影影像更注重摄影语言表达的文化含义。”所谓摄影语言的运用,主要是指拍摄中叙事的方式。楚翔作品的叙事,有几个要点是非常鲜明的:一是自我融入的第三人称表述。我看过很多摄影作品,是“走马看花”式拍摄的,从照片都可以看出作者在现场停留的时间很短,也很不了解拍摄对象,照片上的人物与作者很隔膜,有的照片纯属猎奇。而楚翔不然,他太熟悉和理解这些老街了,因为他生活在这里。所谓自我融入的表述,建立在熟悉和理解的基础上,是指虽然作者是置身于事外的,但他在情感上,与所拍摄的对象是融为一体的,心理上没有隔膜和障碍。而拍摄时不干涉拍摄对象,叙述语气,仍然是第三人称的,照片在说:“看啊,他们是这样的!”有一些作者,拍摄自己的家乡,常常特别强调个人感觉,甚至利用镜头或后期制作的特殊效果强调这种主观感受,使人看了,明显感觉他说:“注意啊,这是我看到的景象!”楚翔虽然声称对真实性无限度的追求让他感到悲哀和无奈,但这部书里的作品并没有多么强烈的主观宣泄,而是谨慎地遵守着摄影的“客观真实”原则和传统要求。二是对信息量的追求。当下的纪实摄影家,谈及影像,总在记录与审美的边缘上徘徊。其实,纪实作品的信息量是作品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我们说一张照片很空,指的是照片没什么可以审看的东西;说一张照片很有内涵,指的是照片中人物或事物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关系,形成了张力。楚翔的作品,信息量是很大的,他尽可能地把人物与环境统一起来,置于“有意味的形式”中,给读者以吸引和联想。这本画册中的照片几乎全部如此,他从不孤立地看待所拍摄的人物,总是把人物与他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背景结合起来。三是处理各叙事要素之间的技巧。我最喜爱的是《打石街1999》、《永和街1998》、《竟长直街1999》等几幅作品。《打石街1999》拍摄的是胡同拐弯处的三位老人,两位老太太一位提兜行走,步履蹒跚,心思沉重;一位倚门而坐,半里半外,目光沉思;还有胡同角落里的一位老头,面向里边坐在马扎上,也在沉思。形态各异,都各怀心事,真真切切地让我想起了“老”的含义,想起了老龄化社会等等问题。《永和街1998》拍的是街面上一位佝偻的老人低头看月份牌的样子,专注而忘情,他翻到的那页是30日——月末,也许这是他孩子的生日,也许是退休金划帐的日子,也许是他八十岁生日?不得而知,但我看到这张照片,怅想很多,再次联想起“日子”、“时间”之类的哲学概念。《竟长直街1999》这幅照片刚好抓拍到一位妙龄少女从年画小摊前走过的神情,她手中拿着一个可口可乐,背后是春联“一年好景随春到,万里财源顺意来”、“出入平安”等祝福语录,眼前是西方影星的大幅性爱画面,她低头前行,仿佛是一种象征:背负历史传统、走向对外开放?还有《民权路2004》,上面三个黑洞洞的窗子好象三只眼睛,窗子下是一个三轮车主正在努力将一张旧桌子和别的什么能用的圈子拖上车,班驳的墙壁,墙壁结构中的十字架,架子下面的人,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作品:基础建设大拆迁、人口大流动时代中,小人物的奋斗与生存……楚翔是一个善于“看”的人,观察得很细致,并善于找到把不同元素组合在一个舒适画面里的位置。在他结构视觉元素的过程中,作为读者,我们一起与他发现,并感受到他的赤子之心。当下的摄影界,主张平民视角的摄影家和评论家为数不少,但真正能够践行自己主张的人并不多。有的也拍摄出自己的作品,但明显有指向性,总是想对抗什么,仿佛他是一位与什么强大力量作战的悲情英雄,他们的作品表面上是突破,客观上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之中,他们是被自己的假想敌限制住了,就好象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也决定了反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楚翔是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摄影家,他没有过去前邓小平时代培养起来的摄影家普遍带有、不自觉的宣传八股或假想敌框架,没有英雄情结,他只是如此生活、如此工作而已,所以他拍得很放松,编得很从容,写得很自在。楚翔的这部作品集只是选了他所拍摄的上万张作品的一小部分,他是从影像艺术的角度编辑的。其实,他的更多作品,还有很多不同的编辑思路,因为这些影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他的这组作品无疑具有珍贵的社会学意义,他们记录了汕头老街的过去和现在,历久弥珍;他的作品也有影像文化的意义,因为他有意识地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看到的事,做了一种探索,给摄影界提供了参考。如果追问:文化是什么?是生产方式?是各种样式的艺术作品?还是学者的论著?都是,但都不够具体。最具体的,还是百姓生活。不管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多少中种,其中,文化构成的基础部分,就是百姓生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的种种习惯、种种样式,样式本身就在呈现,他们的理解和认识蕴涵其间。摄影没有定义,但每个摄影家都根据自己所拍摄的对象和拍摄方法给摄影下了定义。从这部摄影书看,楚翔已经给自己的摄影做了界定。我的感觉,他会看,也会吟唱,骨子里,是个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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